“颤抖吧，颤抖吧，女巫们回来了！”
《当代女巫、历史女巫与女巫神话：女巫作为被自然挪用的主体与被自然支配的对象》Simone Koller and Mara ZüstDoris Stauffer: A Monograph
女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里的一个经典形象。欧洲中世纪时期曾有过长达数世纪、以猎巫为名的对女性的迫害。在上世纪70年代欧美的女权运动中，女巫的形象开始复兴，走上街头游行的女人们重新挪用了这个符号，作为觉醒的自我意识、反抗压迫与自由不羁的象征。
· 本期节选 ·
下文选自《女巫：猎杀、挪用、赋权、酷儿》一书的序言，该书是由策展人、艺术评论家安娜·柯林（Anna Colin）主编的一本以女巫为研究对象的英法双语出版物。其背后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，并以展览、活动等形式展开公共交流。围绕着女巫这一形象，书中收录了来自各种领域的文章，有历史叙述、虚构文学、社会运动经历、理论论述、以及艺术思考。
“女巫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成功的（生存意义上的）异类。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文化、意识形态、社会等等层面上的「正常」模式（重要的是，它被理解为自然的同义词）。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够生存，是因为他们符合这些模式——因为他们的行为正常。突然间，你发现有人的行为不「正常」，通常他们无法生存，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个系统及其支持，可以说，他们被称为「亚正常」、「失常」，或者其他正常标准的反面形容词。但突然间，有一个异类，它生存了下来，由于它不依赖于那个「正常」模式，而那些正常人认为只有自己是自然的，那个异类则被认为是依仗于「未知」、「超自然」的能量。”
——玛雅·德伦
From the Notebook of Maya Deren (1947)
女巫的人物形象模棱两可，至少存在三种类型：那些信奉并施行巫术的人、那些被定性为女巫的人（由法院、宗教机构或公众舆论定夺）、以及那些自称女巫但不信奉巫术的人。本出版物关注的对象是后两者，它们源于社会建构，并将巫术作为一种隐喻。正如Angus Cameron在他的《傻瓜与女巫》（”The Fool and the Witch”）一文中所说，女巫也是矛盾的。虽然从原则上讲，女巫并不构成实际威胁，但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她们才受到攻击。女巫是邪恶的结晶，使她们成为罗兰·巴特所说的“海绵演员”（Actant-éponges）：是社会将疾病“附加在它身上”的害群之马1，社会将恐惧投射在它身上，不仅是为了加强控制，而且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更深层痛苦的关注。现实情况是，这个人物象征着不服从的行为，以及对常态的违背，并且她对自己的异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 在玛雅·德伦1947年的笔记中，这位电影制作人和理论家记录了她对女巫与正常人关系的观察。……这是“正常人”的特点……，他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——因此，能够维持生命的另一种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，并且是潜在的毁灭之源。他们害怕，因为他们认为：如果没有我们的秩序，我们就无法生存，那么她怎么能在孤独中生存呢？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秩序，才会如此独立地存在，不需要我们为了生存而必须经历的那些相互合作和个体的妥协。如果它是如此强大，那么它可能会摧毁我们。我们必须首先尝试摧毁它。2虽然玛雅·德伦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女巫的离经叛道，但她的定义也可以移植到政治语境中。这另一种秩序“不妥协”“独立”地运作，并“仰仗于'未知'、'超自然'的力量”3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与主流体制不一致的自律性秩序，并因其另类而被认为是危险的。在后面的访谈中，历史学家西尔维娅·费德里奇（Silvia Federici）提醒我们，被控施展巫术的妇女并不是异教徒，而实际上是反抗资本主义统治所带来的压迫和贫困化的农民。因此，费德里奇告诉我们，猎巫作为一种调节工具，用来维持一种霸权的政治经济制度，在这种制度下，妇女的身体成为“部署权力技术和权力关系的特权场所”4。在提到目前在非洲盛行的猎巫时，费德里奇进一步解释说，当老一辈人和妇女对土地的依恋比对非养育资源——如农用车或银行贷款——的依恋更强烈时，她们就进入了对抗年轻人所全盘接受的全球化价值观的权力斗争，这也是导致她们被指控为巫的常见原因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，在不同的地理语境里，掌权者给那些他们认为是危险与麻烦的女人们贴上了’女巫’的标签。许多艺术家、社会运动者、与激进分子——从1910年代的舞蹈家玛丽·魏格曼（Mary Wigma）到当代社会运动者与作家Starhawk——都直接采用了这一称谓，试图唤起对那种对权力的颠覆。玛丽·魏格曼的《女巫之舞》（Witch Dance，本书中对舞蹈家Latifa Laâbissi的采访的主题），是最早有记录的女性主义对女巫形象的挪用，也进而载入历史。魏格曼对女巫主题的运用显示了她对神秘主义的兴趣，以及她对撼动由男性主导的前卫艺术的愿望。因此，魏格曼将女巫重新建构为一个本质为女性化的异类：一个既可怕又迷人的形象，而且坚决不可动摇。魏格曼后来将她的经历描述为一种附身。她感觉到自己被她尚未成功扮演的人物所吞噬，一天晚上她照了照镜子：她就在那里——女巫——这个土生土长的生物，她那无拘无束、赤裸裸的本能，她对生命的贪婪欲望，野兽与女人并存。我为自己的形象而颤抖，为自我的这一面的暴露而颤抖，我从来没有让它如此坦然而赤裸的出现过。但毕竟，是不是每个女性身上都藏着一点女巫的存在……？5《女巫之舞》是难以捕捉的、惊悚的、”有毒的”且节奏感极强，它解放了“女性舞蹈的身体”，并作为一种改变的工具，“要求（尽管并不总是意识到）……能够自由地去创造新的表达动作的词汇”。6女巫作为一个解放的、反叛的形象，后来出现在卡巴莱舞蹈家Valeska Gert的作品中7，也出现在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中。在这场由男性主导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，将女巫这个形象作为神话和不受约束的性欲的化身，有极其重要的意义，因为男性主导的运动将女人视为缪斯，视为欲望的对象，有时甚至是恐惧的对象，而且往往是作为“在男人与自然和无意识之间的媒介”8。而Leonor Fini，Leonora Carrington，Remedios Varo，Nelly Kaplan，Eileen Agar等人就是这样抓住了厌女的神话结构，并将女性作为感性的、具有主体性的个体所构成的威胁升级。她们的作品充满了对梦境、女妖、古代母系社会、以及女性与大自然之间合作关系的暗示。女人的猫科动物天性在Leonor Fini的画作中出现，《理想生活》（The Ideal Life，1950年）是一位狂野、无忧无虑的年轻女性的肖像，她坐在宝座上统治着一个猫的世界，而这些猫与她共同守护秩序。Dorothea Tanning为John Cranko的芭蕾舞剧《女巫》（The Witch，1950年）的舞台设计所画的人物，同样暗示了权力的概念，她似乎正从她的控制塔顶上光荣地镇压着她的变异对象。Eileen Agar的拼贴作品《女巫》（The Witch，1974年）游走于女性生殖器和来源不明的仪式面具之间，它令人不安， 因为它在对未知的吸引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定，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。9女巫形象的关键性复兴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，主要发生在社会运动的语境之下。它成为欧美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斗争的有力象征符号，致使一些社会运动者去调查和重新书写当年被掩盖的猎巫历史。10W.I.T.C.H.（Women’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，来自地狱的女性国际恐怖阴谋）是一个于1969年至1970年活跃于美国的团体，她们将女巫重塑为“最初反抗压迫——尤其是反抗压迫妇女的——游击队员和抵抗战士”。11这个团体的成员们戴着尖高帽，拿着扫帚，在跨国大公司和其他“控制和界定人类生活”的权力集团面前组织了戏剧性的抗议活动12，比如纽约的婚纱博览会。几年后，在法国，女性主义文化杂志《女巫》（Sorcières, 1975-1982年）宣称，“女巫是女性反抗的化身，她不顾蔑视、压迫与迫害，她只对自己说「是」，而不对过去、现在和这个不应该的世界说「是」”。13注释：
1 Roland Barthes, “Comment vivre ensemble”,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, 1977 [Audio recording]. Available from: www.ubu.com/sound/barthes.html [accessed 11 September 2012]
2 Maya Deren, “From the Notebook of Maya Deren, 1947”, October, Vol. 14 (Autumn 1980), 21–46, pp. 33-34.
3 Ibid, p. 33.
4 Silvia Federici, Caliban and the Witch: Women, the Body,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(Brooklyn, NY: Autonomedia, 2004), p. 15.
5 Mary Wigman quoted in Sally Banes, Dancing Women: Female Bodies on Stage (London: Routledge, 1998), p. 128.
6 Sally Banes, Dancing Women: Female Bodies on Stage (London: Routledge, 1998), p. 124.
7 1949年，Gert开了一家名为“女巫厨房(Hexenküche)”的卡巴莱，并在1968年发表了她的自传《我是女巫》(Ich bin eine Hexe)
8 Mary Ann Caws, Rudolf E Kuenzli & Gwen Raaberg (eds.), Surrealism and Women, (Cambridge, Mass: MIT Press, 1990), p. 2.
9 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还有待进行。还应注意，女性超现实主义者对女巫意象的诉诸并不限于某个特定时期，它持续地出现在后来的作品中。一个相关的例子是Louise Bourgeois在2010年去世前不久与建筑师Peter Zumthor的合作。他们共同设计了一座纪念碑，以纪念1598年至1692年间在挪威瓦尔多被处决的91名女巫。Steilneset纪念馆于2011年建成。
10 参见本书中对西尔维娅·费德里奇的采访，第39-49页。
11 Robin Morgan (ed.), Sisterhood is Powerful (New York: Random House, 1970), p. 539.
12 Ibid, p. 538.
13 Xavière Gauthier, “Témoignage sur l’expérience de la revue Sorcières”, in Christine Planté (ed.), Sorcières et Sorcelleries (Lyon: Université Lumière-Lyon 2, 2002), p. 100.
袁玮
诗人、艺术家、占星师
1985年春生于北京，现居杭州
已出版个人诗集：
《吐纳》（2010）《爱人展览》（橡皮文学, 2015）
《占星笔记——2015年水星逆行》（黑哨诗歌出版计划, 2015）
《一大群袁玮》（黑哨诗歌出版计划, 2017）
「闲逛者小报」是一份中文独立出版物。每期通过一个线索，节选、翻译，串联起不同学科、不同领域的写作，以丰富中文翻译的多样性，并探索纸质阅读的魅力。正如本雅明会遇见在巴黎闲逛的波德莱尔，「闲逛者小报」遇见了你。